《巡视利剑》还提到，陈树隆曾坦言，“我当时应该说有担忧，但是担忧不是太大，主要是觉得一些操作不会被发现。”

陈树隆的所作所为不仅坑了自己，还带坏了妻子、弟弟、侄女等人。据检方指控，陈树隆是直接或通过其妻子王传红、弟弟陈树堂等人收受财物。

此外，官方披露，陈树隆藏身幕后指挥下单，操盘手由弟弟、侄女充当。除了炒股，陈树隆还为一些企业老板办事，然后以亲戚的名义入股这些老板的项目，从中分红。

“老虎”为何喜欢当“股神”？

所谓“股神”，无非是借助权力来谋取私利。喜欢当“股神”的，并非仅有陈树隆。梳理以往报道发现，陈树隆式的“股神”屡见不鲜。

比如，十九大之后被查的招商银行原行长田惠宇、中国储备粮管理集团原副总经理徐宝义、公安部原副部长孙力军、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原副主席白向群、贵州省政府原副省长王晓光等。

再比如，十八大之后，十九大之前被查的安徽省原副省长周春雨、中国证监会原副主席姚刚、国家安全部原副部长马建等。

上述“老虎”均不同程度地涉嫌内幕交易。田惠宇、姚刚长期在金融领域任职，可谓近水楼台。其中，田惠宇在信息未公开前，买入证券，明示、暗示他人从事相关证券交易；姚刚获悉内幕信息后，在关联股票停牌前买入，复牌后卖出获利。

此外，官方通报显示，孙力军应他人请托，通过买卖等行为，影响股票交易价格和交易量；马建是利用非法获取的内幕信息从事证券交易。

为何“老虎”们喜欢当“股神”？有金融从业人员分析，资本市场“来钱快、隐蔽性好、便于洗钱，获利丰厚”，股票、基金、信托等“其实都可以作为利益输送的工具”。

股票内幕交易获利丰厚的特点非常明显。以周春雨为例，他利用担任马鞍山市市长、蚌埠市委书记的职务便利，获悉内幕信息后买入相关股票，累计成交2.71亿元，非法获利3.59亿元。

中央党校（国家行政学院）教授竹立家说，并不是这些官员喜欢当“股神”，而是赚内幕交易的钱比较稳妥，这是其一。其二，许多官员抱有侥幸心理，认为可通过股票“绕过”法律。

竹立家补充说，贪腐官员通过权力获悉内幕信息非常便利，且形式隐蔽，以信息差、时间差赚钱，这是权力变现的一种形式，且获利十分丰厚。

反腐专家、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彭新林表示，真正的“股神”是熟悉市场规律，了解市场行情，凭借专业知识或者经验，通过投资获得相应的收益。

而上述官员“股神”以通过获取内幕信息、与企业老板利益勾兑等方式，炒作股票谋取暴利，本质上仍是以权谋私、权钱交易。彭新林说，在实践中，官员或凭借内幕信息购买股票，或购买公司原始股，之后通过政策扶植、资金支持，推动公司上市。

彭新林提到，这些“股神”官员不乏与商人在金融领域共谋，双方互相利用，互相输送利益，以此形成利益捆绑，严重破坏金融领域的秩序。

中国廉政法制研究会常务理事、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廉政法治中心主任魏昌东表示，从案例看，“股神”炒股其实就是“借股为壳”，本质是以权谋私，权钱交易。

中纪委严查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

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到，“惩治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”。二十届中纪委二次全会公报也明确提到，“坚决查处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”。

高层的指向明显，即严查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。彭新林提到，利用内幕信息交易，这是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的一种形式。

魏昌东说，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形式多样，除内幕信息交易，还有官员通过民间借贷获取大额回报。官员将资金借给企业，企业支付超出正常标准的高额利息，以此完成利益输送。

在实际案例中，魏昌东提到，上述官员的做法已不新鲜，最新“玩法”是“白手套”资金代持，官员本身不参与其中，权钱交易的线索虚化，甚至被掩盖，这加大了腐败治理的难度。

彭新林也提到，腐败形式逐渐异化，犯罪手法在隐蔽化，甚至会披上合法的外衣，犯罪在合法的形式中进行，官员隐身于幕后。

至于为何会有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，魏昌东认为，反腐的力度在不断加大，腐败的形式因而也在异化、升级和再造，目的是规避查处。他补充说，二十大明确提出惩治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，对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动刀，目的就是破解反腐败深化、腐败形式异化和隐性的问题。

为此，魏昌东建议，用好大数据和反洗钱系统，除监测公职人员及其亲属的资金流向，对企业的资金异动也应该展开监测。

面对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，彭新林认为要多措并举、综合治理，“无论形式如何变换，最终还是涉及以权谋私、权钱交易”。

彭新林说，一是加强领导干部个人事项报告制度，尤其是严格落实该制度。如果瞒报，这属于违纪行为，需要严肃处理。二是严查权力与资本勾连，构建亲清的政商关系。三是要警钟长鸣，搞好抓好警示教育，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。

据中国新闻周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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