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国烟草两次大幅提高税收，卷烟价格随之上涨。然而价格杠杆似乎并未对烟草消费产生实质性影响。在一些专家看来，烟草价格的上涨，远远赶不上“烟民”卷烟支付能力的上涨。由此带来的烟草消费扩张，使我国控烟形势更加严峻。目前，我国烟草税收占其销售价格的比例已达59%，但这仍远低于75%的世界平均水平。(1月2日《工人日报》)
来自中国疾控中心的成人烟草调查报告显示，2015年全国15岁及以上人群吸烟率为27.7%，吸烟者总数为3.16亿，比2010年增加1500万，据统计，我国有超过7亿人暴露在二手烟下，每年有100万人死于和烟草有关的疾病。世界卫生组织2000年统计的资料显示，中国与吸烟相关的直接医疗费用已经达到17亿美元，中国因吸烟支出的医疗费用和损失的劳动力达50亿美元。
既然吸烟有如此大的危害性，为什么不禁止烟草？据中国社科院工经所统计，中国烟草行业拥有5000亿元资产和6000万从业人员。而我国财政对烟草业税收依赖又很大，一方面提高税收控制烟草业，另一方面地方又依赖烟草业税费，鼓励种植烟草种植，这就是控烟难的矛盾。
只要有烟草的存在就有控烟难的矛盾，就有控烟的“治标”措施。在专家看来，当前我国烟草税并未真正让烟价“贵”起来，以单价100元和10元的两种烟卷为例，如果采用从价税，每包价格上涨10%，高价香烟上涨10元、涨幅有限，低价香烟上涨1元钱、上涨金额有限。而如果按照从量税，无论价格高低，每包涨价5元，则高价香烟涨幅5%，低价香烟涨幅50%，低价烟的价格提升明显。
于是就有一个众所周知的理由，因为大家都有着共同的想象：税收提高，价格上涨，穷人抽不起了，富人也有痛感了，吸烟的人数不是肯定会减少吗? 于是就有了专家的高谈阔论：提高香烟价格，把香烟变成是一种穷人消费不起的“奢侈品”，并非是对穷人的伤害，反而是一种对穷人的保护。
于是，就有了“如果，中国的香烟价格提升1元，可挽救300万人的生命”的结论。于是烟草涨价实施了，而且明里暗里不断在在涨价，然而烟草多次涨价了，税收也不断提高了，但是烟民并没有减少，于是控烟人士和有关专家又再次呼吁：应提高烟草税收，持续提高我国烟卷价格。
其实，这样的想法有点荒唐，提高烟草税收和烟卷价格控烟很傻很天真。2009年、2015年，我国烟草两次大幅提高税收，卷烟价格随之上涨。然而价格杠杆似乎并未对烟草消费产生实质性影响。
2001年到2016年，我国已成为卷烟支付能力增速最快的国家。由其可见提高烟草税收和烟卷价格控烟是行不通的，再说如果按此逻辑推理，“提高烟价” 穷人消费不起，减少了吸烟，烟草只能是富人“玩玩”的“精神鸦片”，这不是在戕害有钱人家？然而事实上又是如何?
2015年5月10日起，卷烟批发环节从价税税率由5%提高至11%，并按0.005元/支加征从量税。这是我国继2009年5月之后，时隔六年再度调整烟草消费税。中国的香烟涨价了，而且经常涨价成常态，烟民却表现很淡定，控烟难见成效，因此笔者以为，要摘掉“烟草大国”的帽子最有效的办法，不是提高烟草税收和烟卷价格，而是摒弃“烟草税收大国” 思维和“烟草税收支柱经济”的依赖。
世卫组织：烟草企业不应参与控烟公约，呼吁中国百分百全面控烟
“世卫组织再次向中国呼吁，期待让国家层面100%无烟的控烟条例尽快获得通过。”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处无烟草行动技术官员许传兴在2017年12月28日新探健康中心发布了《2017中国控烟观察——民间视角》报告会上表示。
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烟草生产国和消费国，中国有3亿多烟民，控烟形势严峻。许传兴说，虽然我们已经有一部非常好的控烟条例草案，但烟草企业的不断干扰让立法进展完全停滞。
这部条例，指的是2014年公开征求意见的《全国公共场所控烟条例》(下称《条例》)。
为减少和消除烟草烟雾危害，保障公众健康，卫生计生委起草了《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(送审稿)》，报送国务院。并于2014年11月24日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。这份送审稿明确，所有室内公共场所一律禁止吸烟。此外，体育、健身场馆的室外观众坐席、赛场区域;公共交通工具的室外等候区域等也全面禁止吸烟。
立法步履艰难
2016年3月，国务院年度立法计划将《条例》列入当年力争完成的立法。在《条例》征求意见稿中主要明确界定了禁止吸烟场所的范围，规定室内公共场所全面禁烟，并明确室外全面禁烟的场所。
“ 但从2014年的《送审稿》到2016年的《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(草案征求意见稿)》，控烟场所范围的调整发生了变化，将工作场所的禁烟区域限定在共用区域;允许餐饮场所、娱乐场所、住宿场所、机场航站楼等4类室内公共场所设置吸烟区域。”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王克安表示。
参与《全国公共场所控烟条例》起草人之一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黄金荣表示，“2014年的征求意见稿基本上是实行全面无烟，但目前却出现了比较大的倒退。倒退的一个表现是办公场所公共区域不列入禁烟的范围。”
事实上，在北京公共场所全面禁烟之后，吸烟率出现了下降。“北京市居民吸烟率下降了4.7%，男性下降了大约9%。”中国疾控中心控烟办主任姜垣表示。目前已有18城市个进行了无烟立法，其他还有10多个城市有无烟项目。
2017年，《条例》并没有纳入国务院当年立法工作计划中。
据王克安介绍，在国务院法制办给两会相关提案的回函中，列举了争议各方的意见，认为： 根据《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》，制定行政法规的基本条件尚不成熟的，国务院法制机构可以缓办或者退回起草部门。其次，考虑到各方对条例的主要内容存在较大争议，此件未列入国务院2017年立法工作计划。
不仅如此，现在已近2017年底，但“十三五”的国家控烟规划尚未发布。
烟草业干扰不断
“《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》明确烟草企业不应该参与《公约》的讨论，他们根本就不应该有一席之地。我们应继续大力倡导中国履行烟草控制框架公约，让控烟政策完全不受烟企的干扰。”许传兴表示。
2003年我国签署了世界卫生组织《烟草控制框架公约》(下称《公约》)，于2006年1月9日在我国生效。《公约》第8条规定，在室内公共场所、室内工作场所、公共交通工具和必要的室外场所全面禁止吸烟，并制定了详细的实施准则。
2007年4月27日，国务院关于同意成立“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履约工作部际协调领导小组”的批复中，领导小组由发展改革委、卫生部、外交部、财政部、海关总署、工商总局、质检总局、烟草局等部门和单位组成。
王克安表示，控烟工作必须由与烟草业没有利害关系的独立部门负责。而目前的控烟现状，给实现健康中国战略目标带来了紧迫感。
健康中国必须是无烟中国。控烟政策是提升中国国民健康水平最为有效的措施。控烟的成败，关系到能否实现“健康中国”的战略目标，也关系到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和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成败;关系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，更关系到社会的文明和进步。国际国内的控烟实践证明，全面控烟立法在政治上是可行的，在技术上更是可落实的。
与会专家建议：烟草业应实行政企分开;国家烟草专卖局应退出八部委控烟履约协调机制;尽快出台《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》，并规定室内公共场所全面禁烟;卷烟包装必须采用大而明确、醒目和清晰的图文健康警示;持续不断地提高烟草税和烟草价格，降低卷烟支付能力;禁止所有烟草广告、促销和赞助，加强烟草广告执法监管力度;将戒烟服务纳入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;社会共治，加强对青少年学生的控烟教育;加强烟草成分管制及其释放物信息披露，禁止 “低焦低害”及中草药卷烟减害的虚假宣传。